香港明報對選舉作了一個民意調查，也想寫一寫，不是要寫政治評論，祇是想寫寫一種集體論述，這種論述會對社會帶來怎樣的改變。
一國兩制、普選，在基本法裏面寫得很清楚，但由1997等到2017，要等20年，幾乎到了50年不變的一半，很難說不令人失望。在這個等候的過程裡，決策並不透明，引起市民往壞處想，也是很自然的事；壞處想就是覺得中央沒有搞普選的誠意，就是有普選，也會處處設關卡，保證讓聽話的人能當選。
其實聽話的人當選也不是甚麼壞事，香港漸漸融入大陸，香港之失亦是中央之失，中央沒有理由做損害香港利益的事；過去幾年，中央也做了好些讓香港市民覺得善意的事，例如更換特首、許多經濟開放措施等。
但承諾就是承諾，既然基本法裏面寫了，大家就看著這個甚麼時候兌現、怎樣兌現。其實香港有好一大批人，很不喜歡吵鬧，不到要緊處不會出聲，但到了臨界點，卻又會毫不猶疑地怒吼，2003年七一大游行就是。
這是整個選舉討論的背景，有一點不可不注意，到2017年這麼長的10年內，年輕一代選民的走勢是很重要的，近年香港本土意識討論漸多，我覺得未來10年取得投標權的年輕人，對民主的訴求會更強烈，極端意識將比目前有更大支持。
若果我是民主派的領導，面對這樣一個局面，會怎樣應對？
大家都知道，既然人大否決2012雙普選，亦放風2017可行，這個基本上就是了，爭取也是略盡綿力的虛應。極端民主派面臨一個困難，就是既知爭取2012勉強，但又不能不對支持他們的選民有所交待，硬著頭皮也得爭取；但若中央來一招借力打力，說如果你們有這麼多歧見，那不如2017也打住，極端民主派就變成千夫所指，裏外不是人；梁國雄坦然承認這個矛盾。
溫和民主派應該記住的是，爭取普選不是最主要的；在立法局內保持足夠席位，保持對政府足夠的制衡力量才是終極目的。無論是哪一年普選，民主派特首是中央鐵定不會容許的，所以應該存盈保泰，做能力範圍以內能做的極大化──爭取立法局內的多數票、對選舉的形式作出盡可能有利民主的設計、對特首候選人保持足夠的競爭力，使他對開放社會作出更大的承諾和承擔。
妥協民主派接受2017普選，是無奈之舉，但怎樣與無意爭取更多民主的保皇黨區分？正如評論所見，他們已經站到兩大陣營的臨界點，喪失市場定位，極為危險。所以他們應該和溫和派結合，在普選安排上極力爭取更寬闊的民主可能性。所謂「無奈」，需要精細分析定位！因為妥協的選民其實祇是不想浪費自己和社會資源去爭取無望之事，他們是效率務實派，所以在每種行動訴求裡，必需有效益計算。而時間離2017越近，妥協派就越多。
以策略而論，溫和派和妥協派應該結合，爭取在受限的民主最最大的可能性；讓死硬派當馬前卒去牽制保皇黨，自己在這10年內盡量爭取意見力量的凝聚，反正過了2012後，死硬派的票還是會投向民主派的。
無論哪一種民主派，應該有一個信念，就是既然相信民主，就應該相信它能夠對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力，祇要它一發動了，保守、建制派就會自然地變；所以無論最後的選舉型式有多麼不完美，普選是能改變制度、改變文化、改變人的。
寫了這麼多，我想指出的是，民主不光是選舉，在一場公開的選舉裡，某種理性論述和說服最重要，而不是看彼此的後臺背景。在面對一個議題時，大眾的意見總會分裂成許多種，一個領袖需要有智慧地找尋中間的支點，讓大家慢慢統一起來。而在討論的過程裡，思想需要開放，不怕去尋找新的可能，大家若是知道能夠對最後結果有某種的影響力，就會樂於表達。有選舉的社會必需有渠道容讓理性討論，而理性表達有很大的空間、寬容性和選擇；施政也會呈現同樣的空間、寬容性和多元，社會才能和諧，就用不著事事抗爭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