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天晚上香港豆瓣網友一起吃飯，地點選在牛頭角下村。這個老牌公共屋村，有四十年歷史了，今年五月會完全清拆，標志著香港公共屋村一個時代的終結。我童年到成家前都生活在這裏，婚後搬出，偶然回家探望老媽，然後她也在十年前換樓到了居屋（檔次好一點，由政府賣給原來屋村居民的私人房），我便沒有回去；這次聚會，我很興奮，必定要去的，而且一早就去了拍照留念。

這個地方喚起了我很大的回憶，那是一種深深抑壓著幾乎完全忘記了的回憶。我不喜歡這個地方，這個地方代表著我最不愉快的一段人生，雖然它也是我最重要的一段生活，我既不能否定它但也不能肯定它，所以我選擇遺忘。

七歲前我們住在李鄭屋村，是再早一代的公共屋村，環境更惡劣，沒有厠所厨房，但生活是愉快而且滿有人情。這種公屋我們叫做 H 型公屋，七層高，平面就是個H形狀，中間的橫杠就是公用厠所浴室和水喉，兼用作洗濯衣服和食物的地方；H 的兩條竪棟是居室，房子背靠背排列，過道在外面露天。沒有厨房，戶戶都在通天的過道上煮食，煮食時要進出，大家都不關門；洗濯在公共地方，婦女亦慣常碰面聊天。那時的鄰舍關係密切，孩子常在鄰居家裏出入，各家各戶吃甚麽穿甚麽，作息時間都一目了然，也沒有覺得甚麽私隱。

但牛頭角完全不同，這較爲新型的屋村有獨立厨厠，過道改在中間，房子分兩旁排列，長長的一條過道，起初甚至沒有照明，全靠過道兩頭的露天疏隔采光，人情變得非常淡薄。

爸爸在搬進牛頭角後三年離世，我那時十歲，媽媽拿救濟，偷偷在外面工作（政府規定，有收入就不能拿救濟，到現在也是這樣），她怕我們在外面學壞，不許我們出去玩，我們就天天關在籠子裏。在這個「社區」，我認識的人祇是同學，鄰居偶然點頭，聊一兩句，就是這麽多了。

後來我才漸漸知道，這是政府采取西方社會學理論的結果。那時社工概念興起，所謂建立社區，就是政府透過官僚架構──房屋署官僚，所謂區長、社會福利處的社工、NGO開設青年中心、民政局等不同的「官」，來讓你感覺得有一個「社區」。但我懷念的是以前我整天在鄰居家串門的日子，媽媽們都放心讓孩子四處跑，我有許多朋友，陽光燦爛，而牛頭角總是黑沉沉的。

我媽目不識丁，活在最低下階層的一個婦女，沒有可靠的親戚，要帶大三個孩子，對政府這種福利政策感受良多。那時社會福利處的社工，其實是官，因爲官氣甚盛。那種官氣，就是仿佛總認爲民衆是刁民，你出了問題是讓我添麻煩，在刁難我；而如果他們要探訪（社署規定社工，每天要探訪一次，寫報告），那是出巡，目的當然不是關懷，而是保證救濟金沒有濫用。

于是每次社工探訪，我們都要把新的、好的東西收起來，裝成很困苦的樣子。記得有一次盛夏七月，新官到任，例要出巡；那個戴黑框眼鏡一臉綳緊的書生看見我們新買的電風扇，問媽媽那是甚麽，我媽說舊風扇壞了修不好，他質問媽媽，錢從何來？媽媽說那是省吃儉用剩下來的，他還不罷休，追問道，那麽救濟金是有剩了？不成，他要寫報告。

後來我們哭了一場，媽媽就决定姐姐最多只能讀到中五，必需出來工作，以後不要救濟；這又成了姐姐一生的埋怨，怨媽媽重男輕女，但實在沒辦法呀。姐姐很早便離家結婚，然後離婚，獨個兒去了澳洲念大學，考了會計執照，從此不回來，這是焉知非福呢？

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出人頭地，能離開這裏已是萬幸；媽媽的夢想，就是我們能像那些下層官員，不用趾高氣揚，安安穩穩，在小民之上，足矣。

沒想到我能進大學，能做天子驕子。那時火紅的年代，理想主義高漲，念社工的一馬當先，「我們是救世主，我們要貢獻社會，要啓蒙，要教育，要建立社區…」；我曾駡他們，可知道理想可以害死人？誰能决定誰要啓蒙，要教育？理論和現實中間有很大的鴻溝，很大很宏偉漂亮的理論總是不缺，缺的是願意謙卑地跳進溝裏的泥沼把自己弄得混身發臭的人。

喜美學要漂亮完整但有權的人實在太多，就像有些官僚巡視小區，看見老人在公園聚集留下烟頭垃圾不好，于是禁止老人聚集，把桌椅清走。大人們一年來巡視幾分鐘看著礙眼，但許多人在這裏活一輩子。

牛頭角，要保留下來，這是失誤設計的殷鑒。